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科技革命驱动产业变革的核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关键抓手。如今，科技强国与产业强国的边界已然消弭，国家核心竞争优势不再是单点技术突破，而是打造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双向奔赴的机制，形成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正向循环。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存在壁垒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本质是知识生产与价值创造两套逻辑的精准对接。二者内在规律的差异，催生了横亘其间的“创新裂谷”，成为阻碍融合发展的核心壁垒。
科技发展坚守两大底层规律：一是长周期积淀，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成熟往往需数十年深耕，如从电磁感应原理提出到商用发电机落地历经40年，人工智能从概念形成到大模型产业爆发跨越60年；二是非线性演进，技术发展分萌芽、突破、成熟三阶段。
产业发展则围绕价值创造展开，核心遵循三大逻辑：适配优于极致，不求技术绝对尖端，只求性能、成本、可靠性的最优平衡，解决实际问题、创造实际价值才是核心；集成胜于单点，任何技术的产业化都离不开上下游协同，单点技术撑不起产业高质量发展；实践孕育成熟，技术迭代不能闭门造车，唯有在真实场景中反复验证、持续打磨，“用中学”才是技术走向产业化的必经之路。
两套逻辑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时间上，科研“十年磨一剑”与产业“短期见回报”的矛盾，让不少有长远价值的技术“倒”在商业化前夜；评价上，顶刊论文、专利授权不等于产品成功、技术落地，学术与产业的价值评价体系截然不同；组织上，科研机构以探索未知为目标，企业以创造商业价值为核心，文化差异让跨界协作步履维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真正挑战，从来不是创造新知，而是架起连接二者的桥梁，让两套逻辑同频共振、相向而行。
各国跨越“创新裂谷”的实践启示
面对“创新裂谷”，世界各国立足自身禀赋，探索出各具特色的融合模式。
美国构建了全链条协同的全能型创新体系，实现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商业运作“三位一体”深度融合。政府主导基础研究，不预设应用方向，2022年联邦政府研发投入达1598亿美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研发投入的经济乘数效应达1∶7，互联网、mRNA疫苗等的核心技术均源于此。通过拜杜法案、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联盟、商业化专项辅导三大制度创新，打通成果转化“死亡谷”，技术成熟后由私人资本主导商业运作，政府坚守“市场主导+间接赋能”，实现创新链条无缝衔接。其关键在于制度确定、风险分层、有机分工，政府承担早期科研风险，市场扛下中后期商业风险。
德国依托“大学+四大非大学科研机构”，构建了完整创新链条。大学聚焦人才培养与基础教学，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专攻前沿基础研究，弗劳恩霍夫协会专司技术产业化，亥姆霍兹联合会主攻国家中长期大科学研究，莱布尼茨协会开展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各明定位、各专其长。《研究与创新公约》为机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既保障经费每年稳定增长3%，又明确跨机构合作要求，形成“分工而不分家”的协同机制。
荷兰凭借政产学研三螺旋协同+产业生态集聚模式，在农业、半导体、生命科学等领域跻身全球前列。政府与企业1∶1共投科研项目，确保研究紧扣产业需求；打造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等“一公里产业链”，实现资源共享，荷兰专注于半导体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的上市公司ASML依托此整合全球资源，攻克极紫外线（EUV）技术并占据全球90%以上市场份额。同时以双轨制教育适配产业需求，研究型大学做基础科研，应用科技大学与企业深度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无缝对接。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融合体系
探索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之路，首先要清醒认知自身创新禀赋、阶段性特征与核心矛盾。我国拥有三大独特优势：超大规模市场造就丰富应用场景，海量数据为技术迭代提供天然“加速器”；完整工业体系覆盖全产业链，让单点技术突破能快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能快速整合资源攻克“卡脖子”技术。
与此同时，我国在相关发展进程中也存在弱项短板：科技成果转化之路不够通畅，不少优质成果“锁在”实验室；部分龙头企业大而不强，底层核心技术原创突破能力有待加强；人才队伍结构尚有优化空间，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够契合；科研评价体系重论文轻转化，影响科研人员融合积极性；产业生态集聚不足，资源分散协同难，中小企业创新成本偏高。
针对这些问题，“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快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这标志着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制度设计已从分散探索迈向系统布局。具体而言，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搭建概念验证之桥，破解早期转化瓶颈。聚焦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布局专业化概念验证中心；建立技术成熟度评价体系，让成果转化有章可循；构建“政府引导+社会资本+产业基金”多元投入机制，推广“拨转股”模式，推动政校企共设联合研发基金，破解资金瓶颈。
二是培育链主企业，打造产业生态集聚平台。在关键领域遴选创新能力强、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鼓励其整合创新资源，形成有组织的创新格局；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打造特色产业创新园区，构建“一公里产业链”；布局专业化应用研究机构，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三是开放超级应用场景，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定期发布应用场景清单，搭建技术与场景对接平台；推动AI、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在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行业场景进行验证，让场景成为技术迭代核心驱动力；围绕产业痛点发布场景需求，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实现精准对接。
四是构建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完善双轨制人才培养。建立人才“旋转门”机制，完善科研人员企业挂职、企业工程师高校任教的制度保障；推广“在校学习+企业实训”模式，支持应用科技大学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扩大科研人才国际化交流。
五是完善制度环境，优化创新融合生态。深化科研评价体系改革，降低论文、专利考核权重，增加技术突破、产业贡献等指标权重；建立容错纠错机制，营造敢闯敢试的创新氛围；加快制定国家层面数据标准体系，明确数据产权与利益分配机制；完善法律法规，保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纵观人类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史，每一次产业跨越式发展，都是科研、产业、资本、政策多方协同发力的结果。各国实践路径虽异，核心要义却殊途同归：找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衔接点，以科学的制度设计破解融合难题。“十五五”时期是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关键阶段，立足自身禀赋，融合国际经验与本土实际，系统构建跨越创新裂谷的制度安排，才能让更多技术突破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之路。（作者 苏光明 系科技外交专家委员会中荷专委会主任委员）
